☆ 一个问题的提出成就了一个学科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方向，也成为了一个学科的支柱：致敬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 (Maxwell McCombs) 教授，致敬传播学学科建制至今，被引用次数最多、相关研究最多的议程设置理论。

　　☆ 2024年9月8日，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教授逝世。他获得了世界研究协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奖，也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穆迪新闻学院的终生教授。自1972年，麦库姆斯教授和唐纳德·肖教授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往后的52年时间里，麦库姆斯教授始终致力于传播与研究，议程设置几经更迭，从最初的议程设置到后续的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融合理论和网络议程设置，每一次理论的更新中，都可见其对传媒、社会与的新洞见。

　　☆ 2021年10月19日，唐纳德·肖（Donald Shaw）教授离世。如今，麦库姆斯教授离去——传播学巨擘们留下了灿烂的理论遗产，而后人也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审视新的社会环境，重塑理论新价值。

　　【专题构成与使用思路】本专题中我将按照「基础」「进阶」「综合内卷」考法为大家撰写四道和议程设置理论相关的简答题和论述题。在新传考研中，议程设置本身就是考察频率最高的理论之一（其他高频理论包括把关人/使用与满足/人际传播），且纵观过往真题的考察，大多都是「名词解释」「简述理论及其发展」「互联网时代变迁」等考察方法，因此下述四道题，也是今年议程设置最重要，最有可能考察的四道题。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教授被称为“议程设置理论之父”。作为德克萨斯大学穆迪新闻学院的终生教授，该新闻学院系主任大卫·拉夫如此评价他：“麦库姆斯是新闻学领域的巨人，也是穆迪学院新闻系的奠基人，他的议程设置理论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让一代又一代学者通过这个框架来评估新闻业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因此，麦库姆斯对传播学与新闻学的贡献，也都是围绕议程设置而展开的。

　　根据麦库姆斯的回忆，“议程设置”的设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67年初的一场酒桌上几位青年教师的闲谈，而后在1968年，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当年美国大选前夕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的受众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大众媒介议题的显著性程度对公众议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共同发表了论文《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指出大众媒体能够对公众议程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理论颠覆了另一个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1940年进行的“伊里调查”以来形成的“有限影响论”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使得媒介的“强大影响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获得了复兴。

　　从1997年到2014年，麦库姆斯始终致力于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和完善。1997年，麦库姆斯和肖在一篇研究西班牙选举的论文中提出了“属性议程设置”理论，将其作为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二层次。有关议题属性影响力的研究使得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范畴得到进一步扩展。而面对电子媒介与互联网带来的挑战，麦库姆斯和郭蕾也以网络议程设置进一步完善了传统议程设置理论，不仅为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业提供了新的报道框架与策略，也进一步明确了网络媒体的建构作用。

　　可以说，麦库姆斯的一生始终与传播学、与议程设置紧密的在一起，而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传播学学科建制至今，被引用次数最多、相关研究最多的理论，也反正了麦库姆斯教授辉煌灿烂的一生。

　　议程设置理论是关于大众传播与环境建构的理论，其来源于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在教堂山进行实证调查后发表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该理论首次强调了大众传播具有“设置议程”的功能，大众传媒不一定会影响人们“怎么想”，但是会影响人们“想什么”，至此成为了大众传播宏观适度效果的里程碑。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是大众媒体与公众的认知之间的密切关系。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新闻学研究的奠基人李普曼。他将《学》一书的开篇章节命名为“现实世界与我们的想象”，并通过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的故事证明了公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大多来源于大众媒介的报道。但一直到1968年，大众传媒与公众认知的密切联系，以及大众传媒如何影响公众思想的表述才被议程设置理论正式完整表达。麦库姆斯和肖认为：（1）传播效果分为态度、行动与认知，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于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2）“议程设置”理论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3）“议程设置”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麦库姆斯和肖发现大众传媒不仅影响人们怎么想，还会影响人们想什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属性议程设置，并强调媒介在报道时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对某些特定属性进行凸显和淡化处理，使对象事物的“主导属性”传达给受众，会影响受众对事物性质的认识、判断和态度。即媒介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更告诉我们“怎么想”。当议程设置进入到属性议程设置时期，大众传播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潜移默化的控制也就随之凸显出来。

　　在电子技术与数字技术全面变革社会传播的新时代，议程设置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分支。一方面TG体育平台，唐纳德·肖和韦弗在1999年提出议程融合理论，强调为了融入特定的群体，大众会将自己的议程和群体议程保持一致，于是议程设置的主体就从大众传媒辐射到了广泛大众，议程设置理论的范畴也被随之拓展。面对数字时代的变化，麦库姆斯和郭蕾提出了网络议程设置，并说明了大众传媒在数字时代的议程设置功能，在于将碎片信息进行整合，并构建大众的认知网络。

　　从传统议程设置到网络议程设置，议程设置具备解释力和活力的原因之一，便在于其从未停滞在某个时代，而是不断在媒介演进中随之变化与发展TG体育网址。虽然议程设置理论的两位提出者都已离去，但理论更新的任务，也依然留给了无数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们。

　　数字技术的移动性催生游移的价值标准，连接性创生新的社会关系，可供性带来权力流动需求满足，这在底层上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固态的传播结构，塑造了全新的社会传播景观。传播模式的改写意味着传统传播学理论同样受到了来自新环境的冲击。以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在《季刊》上提出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理论为例，作为大众传媒构建受众认知的理论，在传统传播者边缘化，传统受众转变为用户社会传播渠道多元的新背景下，议程设置理论理论的运作机制与自身合法性遭到挑战。

　　议程设置理论强调了大众传媒通过议题选择的方式对现实环境进行选择性呈现，以此建构受众的环境认知力。但数字技术的可供性意味着技术背后暗含了权力的转移与需求的满足，一面是信息选择权由大众传媒部分移交给了受众，一面是被赋予权力的用户主动的信息获取与自我满足——无论是今天的社交媒体内容呈现，还是移动网络中的遍在新闻都意味着原本被动接受的议题正在转化为受众的主动议题选择，这无疑冲击了传统议程设置的第一步，大众传播的议题筛选。

　　数字媒介的连接性正在构建卡斯特所言的网状社会结构，新的结构里是多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微信和微博的流量把关，抖音、快手和b站背后的算法选择与呈现——当下技术与社会的交融构建出的媒介化社会，预示着技术、资本、平台与内容内容正在无差别的、共同构建着用户的认知图景。有别于传统的议程设置所提示的单一渠道、唯一标准和单向建构，新的网络传播环境中的流量机制、算法模式都会成为影响受众认知，构建社会议题的不确定性因素，这也直接打破了传统议程设置的运作机制。

　　大众传媒作为从事环境再构作业的机构，其对现实环境选择性的呈现和排序本质上都是在为受众建构一个符合大众传媒方针和立场、同时也有利于大众传媒背后复杂的场域与意识形态传播的拟态环境，但今日数字技术催生的社会化媒体的多元文化景观与算法技术构建的个人信息空间，都极大的削弱了社会统一拟态环境的形成机制——可以说，在大众传播边缘化、议题筛选的中心地位缺失、运作机制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拟态环境的非统一性致使议程设置与认知建构效果部分失灵，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存在合法性。

　　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困境分析，或许可以看作是一次传播学自内而外的反思与重塑：大众传播学研究范式式微的当下，传播学亟待解决的并非是如何赋予旧理论以新解释，而是如何重塑新的理论范式，重构传播学研究的新方向与新可能。

　　☆【内卷】为议程设置理论提出新的命题假设（2022北京师范大学真题）/论述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特征。

　　议程设置理论是关于大众传播与受众认知的理论，在传统议程设置理论视阈下，大众传播传递的信息构建了大众对现实环境的认知。但互联网时代，“受众”变“用户”背后是受众能动性与自主选择性的提升，“大众传媒式微”与”社会媒体崛起”的背后是大众传媒把关力与控制力的衰落，故而用户、算法、平台正在成为议程设置的新主体，也可能构建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可能。

　　沿着网络传播的研究方法，议程设置理论的新趋势必然是围绕摒弃旧大众传播变量的和引入新的平台、流量、用户等变量而展开的。当前，互联网的流量机制意味着构建社会认知图景的不再是“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而是“用户的点击”和“流量分配机制”。因此，新的议程设置理论需在传统议程设置者视角上赋予用户主动性，在议程设置接受者视角上强调个体的能动性选择和接受，明确议程设置背后的互构关系，此谓“流量议程设置”。

　　流量的背后是用户的点击，也是平台的算法分配机制，是人工智能的运算逻辑。因此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也正在被人工智能和算法所取代。诸如ChatGPT和评论罗伯特这类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具有较强的信息输出、内容传播、认知建构等功能，不仅可以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也可以在平台上通过引流或者限流的方式，左右社会。这也是我国出台“禁止算法操纵热搜”的题中之义。

　　沿着安德烈亚斯霍普的深度媒介化研究逻辑，以及范·迪克对平台社会的讨论，或许未来的议程设置不应当局限于用户或算法，而应当超越微观，在社会与赛博空间，在新时空和流动的社会传播结构中，强调媒介的社会连接与结构属性，并以「连接」和「互动」作为媒介影响和建构受众认知的落脚点。

　　纵然新变量的引入能有效的提升传统议程设置的适应性和解释力，但后现代与数字环境带来的是流动的时空与遍在的不确定，假说式的议程设置理论以不足以解释社会传播的变动性和多元性，因此开辟新的研究范式，或许是当下传播学研究的必然趋势。